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要成功，关键在农村；农村面貌要根本变化，关键在土地。———显然，重庆市和成都市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了这一点。从此，成渝新经济特区农民手中的土地可望不再只是被“政府征用”，而是可以入股的形式参与到城市化进程中去，或者以转包、租赁、互换等方式实现对土地承包权的自由交易。土地实现真正流动，受益最大的无疑是农民，用“第三次土地革命”来形容并不为过。

　　其实，我国《土地承包法》第十条早有明文规定：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、自愿、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。但是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一直进展缓慢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缺少推进的动力。相反，他们乐于让农村土地流转只保留一条“政府征用”的通道，这样就可以用有限的“货币安置”获取数十乃至上百倍的出让收益，成就肥厚的“第二财政”。毋庸讳言，这一切均以侵犯农民利益为代价，最后造成“城市日新月异、农村山河依旧”。

　　在笔者看来，以“入股”的方式取代原先的“征用”一条路，最大的意义倒不在于“征用”是“不可持续生计”，而“入股”是“可持续生计”———因为如果这种“入股”和“征用”一样最终皆归于行政强制，归于“替民做主”，那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种非常低质量的“可持续生计”，与“征用”不过半斤八两。无论是“入股”，还是转包、租赁、互换经营之类，最大的意义在于，赋予了农民财产新的权能，拓宽了农民使用其财产权利的途径。换言之，农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得到确认，让关于土地交易的自由选择成为可能。

　　在旧模式下，农民没有转让或出租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自由，农村土地流转只是一个买家的“买方生意”。而在新模式下，农民有权选择相对自己而言最划算最有利的交易方式和交易对象，农村土地真正成为保障农民利益的最宝贵财产，农民可以借此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。

　　所以说，赋权是农村土地流转改革的关键，既要赋予交易的权利，更要赋予自由选择的权利。需要警惕的是从一个极端走入另一个极端的可能。也就是说，地方政府总有“替民做主”的冲动，始终不信任农民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理性，喜欢搞一刀切式的“运动化”改革：“征用”时农民无权选择“不被征用”，“入股”时农民又无权选择“不入股”。

　　简单来讲，关于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，政府要做的是赋予农民更多自由选择的空间，坚持交易主体平等自愿的原则，制定明确的交易规则和条件，同时监督制约交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侵犯农民利益的各种违约行为。